周干峙与他的老师城市规划专家、古建文保专家郑孝燮（中）以及海蓝蓝主任柏桦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2006年5月27日摄于郑老家中

周干峙、郑孝燮及海蓝蓝办公室主任张美丽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06年5月27日摄于郑老家中	院士风度

从艾菲尔铁塔上看巴黎。于考察巴黎如何处理古城保护与新区发展的关系期间	1994年6月5日考察香港社会。背景为保姆市场
1989年，在美国波特兰的环太平洋地区住宅会议上	与万里同志谈城市规划
在西安与李瑞环同志在一起

周干峙 ,翱翔城市的上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作者：柏桦

　　周干峙， 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，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，建设部前任副部长，现建设部特邀顾问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　　城市越来越密，污染越来越重，交通越来越挤，历史文物被破坏，基础设施落后……

　　缺乏区域规划，自己与自己竞争，重复建设，浪费增多；规划普遍偏大，小城市想变大城市；城市面貌雷同，旧城改造过急，城区居民大搬家，带来连锁反应……

　　开发区占地太多，乡镇企业占地太多，中心区容积率太高，市区绿化减少，管理多头。

　　是的，市长有难处，部门有难处，各有各的需求。但是，要综合集成，协同共济，最关键是大家认识不足。认识了，问题就解决了一半。

　　而最有价值的是科学研究。认认真真地考察，仔仔细细地思索，写好一篇文章，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真正的贡献……

　　他好好象一只大鹏，飞遍五洲四海，飞遍大江南北，穿越历史，洞悉今天，展望未来。然后，停留在一座座中国城市的上空。

　　周干峙用系统工程学的观点来认识城市及其区域。

　　我国的城市发展很早，很早就有区域的观念，并且总结出“体国经野”——统筹规划城市和郊野地区的经验，初步认识了区域的系统性。 2500多年前，商鞅在《商君书》里，对城乡布局结构的思想，已经考虑到了水源、能源、材料等因素，而且有了一定的用地比例关系和一个粗略的定额概念，其轮廓设想比西方学者要早得多。

　　周干峙研究后认为，在进入 21世纪前后，因为科学技术，特别是通讯和交通的新发展，在大城市及其城镇密集地区的基础上，出现了一种城镇间具有强相互作用的高城市化地区。这种地区人口特别密集，城镇特别密集，系统化程度更高，系统规模更大，是复杂的巨系统，我国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带最为典型。

　　他提出，对这些地区做好规划尤为重要，如果没有规划协调，各自为政，产业重复，布局混乱，交通不畅，互相污染等，会产生不少负面效应，而用系统学观点做好规划，将使系统的混沌改变为系统的有序，有可能通过协调发展，“去病强身”，走出一条新路。

　　他提出了具体的做法，突出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域整体性，体系内各城镇应有职能分工，不必大而全，小而全；规划的方法应先地域而后城市，而不能先城市后城镇，再连上交通网，“堆砌”成区域；在区域内可能出现某些高品质的专用区，如工业区、旅游区、高科技园区、高级住宅等，因为区域的各部分对交通、通讯、能源等基础设施的依赖性更强，对规划标准则要求更多一点余量，以适应开发的选择；环境、土地、农业等问题，可真正从一个区域内得到平衡，改变过去就城市论城市，就专业论专业的缺陷；从子系统到整个复杂巨系统都需要开放，所以，一切方案设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，需要有不断滚动的准备……

　　他把目光集注在一个个大城市的街道，他看见如蚁的车队在前进在蠕动在拥塞。

　　进入 80年代以来，我国城市的经济贸易和社会活动日趋繁忙，城市交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增长，传统的道路交通设施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。

　　大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，城市人均出行次数在增加；大城市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心，而实现人员流动和物资交换的载体正是城市交通；大城市作为区域交通的枢纽作用又日益明显。但是，道路容量严重不足，汽车增长速度过快，公共交通日趋萎缩，交通管理水平低下，缺乏整体的交通战略……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和根本治理，必将对我国经济的持续、快速、稳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。

　　于是，他和同行们承担了中国科学院城市交通研究课题，提出了包括道路、车辆、管理在内的建设大城市现代化的多层次的综合交通体系。

　　他勾画出实现这个目标后我国交通的具体形象将是：

　　有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交通结构，在城市的居民出行总量中，公共汽车交通占 25—35％，比现状增加10—15％，其余40—60％为自行车和步行。实现多层次的网络体系，既有汽车化的快速交通系统，又有自行车行驶的慢速交通系统；积极发展快速轨道交通；发挥科学管理的作用，提高道路网的通行能力；扩大高等级路面比重；让私人小汽车逐步进入大城市家庭。

　　以上目标应分两阶段进行：到本世纪末和到 2010年。照此，到下世纪中叶，我国大城市的交通将全面进入现代化的高效快速的交通时期。

　　现在，他收敛双翅，降落在建设部大楼他的办公桌前。他扇动着睿智的双眼，对我说：我国两千多年前的城市就有整体观念、区域观念和自然观念，讲求统一规划，城乡结合，天人合一。而这些，恰是西方的城市科学观念。所以，我们一边要学习外国，更重要的是要发扬传统。

　　还是在“一五”期间，他在西安做城市规划，他们保护了西安城墙。当时拆墙是一股风气，北京在拆，全国在拆，保留是要担风险的。他们找了个理由：城墙可以防原子弹的冲击波。城墙保住了，西安以原城墙为基础，规划成为四方、外八角，呈放射形，既保留了传统，又有利于发展。这个规划的实现与苏联专家的支持有关。不过，西安也因此成了中苏色彩的结合。他的老师吴良镛说，如果西安接近唐朝长安就更有特点了。中国规划长安时罗马还没有城市规划呢。

　　他说，规划要有预见性。当时西安只有 20万人，却要凭预见规划出一个120万人的城市。

　　他现在还是深圳城市规划委员会的首席顾问。 1982年他带队去做深圳的城市规划。深圳的规划有滚动性、预见性和可变动性。规划时深圳只有一万多人。究竟开放后有多大，谁也不知道。领导拍板，按80万人搞吧。他采取80万控制，土地、交通、供水留下余地。土地按100万人留，交通按140万人预计，估计到还有更多的不固定人口，留下相当的“埋伏”。果然，到现在，才过去十多年，人口已超过150万。深圳工业区的规划也不像北京、上海，而是小而多，成片的就有18个，容易形成，容易完整。深圳规划得了优秀城市规划一等奖。

　　他说，现在做规划懂得了，不能按户口人数计算。比如，一个外来人员坐车次数可能比市民更多，而外地做工的越来越趋向移民的形式。

　　他先后参与了唐山、天津的规划，参与了北京、上海等城市的规划研究。他探求把现代城市规划引进中国，以形成自己的特色。

　　他有时也做设计，而且做得很细致。他完成了全国政协大楼从城市规划到建设与装修的设计。这座楼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是总策划，而他是实际的总设计师。一位老领导说：你做这些，不是杀鸡用牛刀？他说，我只有做了这些，更深入地了解设计，才能对规划有更深的体会。

　　他习惯了从宏观规划设计城市，又从微观上观察研究建筑；既有兴趣于历史文化，又密切注意科学技术；目标是弄清城市存在的问题，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。他给自己的范围是大到城市布局，小到厨房、厕所，所以，他多年来创导了厨房、厕所革命。他甚至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腹中一样能钻进踢脚板去了解管线、设备。

　　周干峙作为我国城市规划界的权威人士，他时而精致入微，游刃而余，时而心驰八骛，翱翔于中国城市的上空……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原摘于中华锦绣1997年12月